忆故人——吕洪年

忆故人——吕洪年

吕洪年（1911—1994），字穰之，号息翁，别署常精进斋主，祖籍四川省仁寿县，出生于成都。民国年间曾任成都市政府秘书长，国民政府参军处荐任官，四川省高等法院首席书记官，四川省图书馆创建人之一，四川省资中县、安徽省凤阳县中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吕洪年书迹 

西宫夜静百花香，欲卷珠帘春恨长。斜抱云和深见月，朦胧树色隐昭阳。 

掷下离觞指乱山，趋程不待凤笙残。花边马嚼金衔去，楼上人垂玉箸看。

柳陌虽愁风袅袅，葱河犹自雪漫漫。殷勤莫厌貂裘重，恐犯三边五月寒。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

文采蔚发   翰墨风流

——吕息翁遗墨赘语

■邓代昆

吕洪年，字穰之，号息翁。耿介拔俗，卓尔特行，世之奇逸士也。平生以治经名、以文章名、以诗赋名、以翰墨名。翁负五车八斗之身，器识渊深，高标激诡，罕顺人情，凡庸浅近辈以鸷鸟难近目之。

息翁于学问艺事，出文林硕宿徐子休、宋芸子门下，实为根深而源亦远矣。一时俊彦若蒙文通、曾宇康、周菊吾、伍瘦梅皆为同门。平生或又与杨沧白、谢无量、李劼人、彭云生、陈子庄、余中英辈友善，相与陶淬砥砺，游瞩山水，吟啸酬唱乎松风竹影酒垆茗苑之间，彼辈皆文艺林中所谓贤豪人也。中间又与谢无量最相知，谢氏年长，谊在师友之间。翁早年或示诗于谢及杨沧白氏，杨、谢二人，世之诗杰也，观之嗟叹，以为大异于寻常者。又，往者翁与谢初遇海上，方止二十六岁，英姿勃勃，才气横出，谢以“文采蔚发”喻之，摘古句成联为赠。联云：“亲见相如成赋日；恰是陆机入洛年。”爱重之意则早已见乎字句间矣。

翁善书，卓然大家气象，而声名淹没未扬者，因由种种也。翁早年书，广采博取，无所不涉，出入于秦汉而下各名碑名帖间，所得富焉。值乎盛年，盖慨于近世以来“草法不讲矣”之故，毅然“摒弃三十年来篆、隶、分、真”，专事草书，又奉章草为最勤。入皇象之密室，窥张芝之堂奧，挽澜之志，历然可睹。每有所作，思与神合，古穆超妙。翁既于草书获大心得，复叹息于清代而下世无真草书现状，遂用平生习草所积，发愤立著，写成“草书法式”五种，援手后生，遗泽墨林，功莫大焉。

忆余青年时，尝持书作谒拜乞教于翁，翁呵斥之后以为可教，遂曰：“学书贵于学，取之要多，不可以孤单；用之要精，不可以芜杂。面对古碑帖，如对古贤人语，认真听去，细细体会，便会有日渐之功。而学古之要，首在遵其规矩绳墨，继须尽其曲折变化。又书法要有古意，书无古意便俗，俗态一生，虽工无益，精锼点画，反见刻削，袅娜百般，愈增庸媚。”余曰：“古意何得？”曰：“古意之得无他，在读书，读书一多，真气上升，俗气下降，气质自变，供轩冕于胸中，汇万象于腕下，心能与古贤相通时，古意自得矣。汝既喜书，遵之而行，或将有得焉。”

人生百年，不过南柯一寄，生死穷达，不过出梦入梦之境也。今翁去日已远，聆翁之诲，已三十余年间事也，忆来晰然如昨。今岁逢翁百龄之纪（此文写于2011年。——编者注），其爱子春焘，整理父遗墨有日月也，工程告竣，并举付梓，余闻而感慨无已，记数语以为追思。

融通章今  卓然特立

——吕洪年书法试论

■曹　建

吕洪年先生书法，有其独特的书法渊源、书风选择，其书法风格融合章草与今草，不以“章”废“今”，与二十世纪章草书家既有相似追求，又有着不同取法。

一、书风渊源

书法家的风格来源，往往与其思想观念、个性气质以及环境、时代密切相关。就吕洪年先生的书法风格形成来说，不随流俗的个性、求真务实的学风、休闲宽容的环境与求变图存的时代风气无疑都是较为突出的因素。

其耿介的个性在成都文人圈中有着相当的名气。其书风选择以章草为主，糅以今草，在书法上以倡明草法、复兴草书为己任，也有着与世人不同的书学观念。这种“不择熟径择生径”的观念本身与其思维、性格也不无关系。如先生《草书法式五种叙》所言：“余鲰生小儒耳，乍惊世变，托足无门，其胸中不可磨灭之气，一寓于书。”“卅年来，摒弃篆隶分真，专致力于草，涉之既久，而后知草书之岳峙渊渟，高逸超妙，神行气驶，点画生姿，非使气发疯所可跂也。”

这种选择，又与成都之环境密切相关。在成都闲适的生活格调中，保有个体生活的自足、鲜活的个性，成为成都人生活的一种主要方式。或许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使成都人在生活方式、艺术风格选择上与潮流总保持一些距离，而这种距离又正好反过来成就了一些挺然风气之外的大师。赵熙如此，谢无量如此，吕洪年先生亦是如此。

与曾在文史馆领薪的一大批人一样，吕洪年先生孜孜不倦地沉浸在学术的氛围之中，周遭交际的也是一批文人学者。他的耿介绝俗在成都文人圈内颇有名气。少年时进入受湘人王闿运影响较大的四川国学院，使他的学术起步就有相当的高度，而后来师从晚清举人徐炯和进士宋育仁又使他得以辞赋见长，蜀中硕儒杨沧白、谢无量等人的指授更是他后来成就的助缘。 

二、书法风格

虽然于右任提倡的标准草书运动也是要普及草书，但是其方法更偏重使书写速度加快而以重新认定的《标准草书》字形为学习对象。在这一点上，吕洪年先生主张草书创作不应该与行草相混淆，其字形当合乎草法，使转应纵横无碍，神行气驶，浑融无迹。他选择章草中的《章草千字文》《急就章》以及今草《稿诀》《怀素千字文》《草诀百韵歌》字形加以整理，书写成《草书法式五种》“以为后生轨范”。其1971年所作《写定〈草诀百韵歌〉》引为证：

《草诀百韵歌》，旧伪题王右军撰，或书宋米芾撰。歌曰“习观二王迹”，其非羲献所作，明矣。元章词翰秀发，何事为此拙劣之文？然明人范文明作《草书辨疑》，多引此诀以辨草法，则其来旧矣。杨升庵《丹铅录》云乃宋人编成以示初学者，托名于羲之，信然，信然。歌括之作，肇于朔方，本不可以言文，而作者思滞比拟，牵强成句，遂于草法转有所失，近人王鲁生作《稿诀》以纠之，良是。然歌中时存古字古义，盖有所承授，固非率尔之作也。……于是稽法帖、审异文，发愤写定，更其误谬，间有所明，别下批注，庶几使转有则，下笔有由，以为后生轨范云尔。

范文明，字晦叔，明万历年间人，善诗赋、攻六书。其《草书辨疑》就当时见到的古人草书法帖与世传《草诀百韵歌》相对照，辨疑81处。可以肯定的是，吕洪年先生对范氏此书有过仔细研读。而对于杨升庵《丹铅录》的引用更进一步说明其研习深度。至于王鲁生《稿诀》则是近人著作。短短200来字，句句有出处，字字费推敲，既肯定前人之得又发现其不足，将自己写定《草诀百韵歌》的缘由交代得清清楚楚。

吕洪年认为草书创作应该融合章草与今草，在他的草书作品中，处处可见这种融合的迹象。他并不因“章”废“今”，相反，他主张用今草补益章草，以救时弊。他认为：“若夫崇章遗今，则专谨而少生韵；崇今无章，殆难高雅。两者融通，则雍容大雅，神恬笔畅，继唐贤之轨则，摘二王之精英，庶几别有风格，蔚为新声。”其《校训章草急就章叙》云：“呜呼，章草行将绝矣！今学草而不及章，不亦数典而忘其祖乎？”或许正因为其对于章草与今草融合的努力，他的章草面目显示出特立独行的风格范式。

三、书法之影响

与于右任的碑帖融合不同，与王蘧常从碑学出发的草书创作有别，吕洪年先生是二十世纪从章、今融合角度努力恢复帖学传统并成功践行的第一人。

向来信耳不信目的人常常慑于名家名气而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脑子，而书法历史中也还殷鉴不远：许多生前名气响亮的人百年之后往往颇为寂寞。或许，名气是有一个总量的，生前使用完了，身后就没了。相反的例子是，许多生前名声并不太响亮的人，身后却声名鹊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认识吕洪年先生的书法，给他一个历史的定位，或许是时候了。（刊出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