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境与禅心

道境与禅心

■杨疾超

　　古人以为，书乃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其实不然，反观数千年之书史，书之盛莫不与帝王之倡行，文人士子之沉迷相关捩。“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勾勒出古之书发展脉络。

　　书之所以成为古代文人热衷之技艺，是因为其在书写中体会到奇妙与愉悦。这种奇妙与愉悦成为书之发展不竭动力，让书写者实现了寓有形于无形自由创造之中。

　　在书写由实用向审美转化的过程中，哲学精神与文化观念不断渗入其中，书写之价值与功能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礼乐文化对书法之影响最早可见于周秦大篆，儒学对汉之书写影响乃显而易见，尤其在汉隶上。这些影响仍未突破书写实用功能。

　　真正将书写由技之层面引向道之境界，乃魏晋玄学，以道家为宗，并称《老子》《庄子》及《周易》为“三玄”，将“道”之观念引入书学与书写之中，使文字之道与翰墨之道进行沟通，进而翰墨之道融入天地之道、宇宙之道中，书写第一次自觉地进入哲学境界，赋予书写以全新之价值与意义。完全摆脱实用功能的桎梏，书写由此进入一种自由境界。传王羲之《自论书》云：“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所言之“意”“妙”实为“道”，其又在《记白云先生书诀》中云：“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将“气”“道”“理”融合为一。王僧虔《笔意赞》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魏晋时期，书写被纳入至道之境界，从此书写摆脱形质之局限，由技而道，由工而妙，由象而意。正所谓“目击而道存”，书写也成为体道、味道、达道、观道之载体，且与道合而为一，解决了书写向外求道的问题，即所谓“书肇于自然”与“立天定人”。

　　而将书写与人之心性相关联，当然离不开唐之禅宗，开启唐宋及其后之新书风。禅宗对书法观念及书写产生了深刻之影响，禅宗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佛教最根本旨意便是清净人之本性，除去烦恼与痛苦，达到“外不着相，内不动心”的禅定境界。谈及禅宗，必然绕不开五祖弘忍传法故事，其两位弟子所得之两首著名偈语，神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惠能不以为然，亦作得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有一无，见出境界高下，最终惠能承接衣钵。究其实，一为渐，一为顿，两种禅悟方式，后者更契合禅宗精神与本质，惠能又在《坛经》中提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三无”观念，从而达到“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禅宗思想迅速渗入书写观念之中，改变了中国古代书写路径，赋予书艺以新特质、新面目、新境界，书艺成为一种修禅证悟之最佳方式，禅境成为书艺追求最高之境界。禅境是开悟之境。悟是一种感觉，一种境界，是一种身心所达到之状态。悟是一种体验，可以在书写中落实。虞世南《笔髓论·契妙》多次论及“心悟”：“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力求也。”“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强调“心悟”是书契于妙的津梁，如张旭学草书“见担夫与公之争道与公孙大娘舞剑后顿悟笔法”，怀素“得草书三昧……尝观夏云多变化，顿有所悟，遂至绝妙”，黄庭坚“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书道”如“禅道”，亦同“有笔”如“有眼”。

　　余学书数十载，始以兴趣使然，而糊涂乱抹，后知习书要以古为师，与古为徒方为正道，于是对甲骨金文、秦篆汉隶、魏晋风流、唐宋遗韵、明清变调等皆心摹手追，味书之道，常有所得。若明书道，仅从技求则不可，当从学养得之，余将大学所学之化学，硕士所学之书论，博士所学之历史皆融注笔端，故书之面目为之一新。浸淫日久，深知书道难矣。其难有二：一为道境之实现；二为禅心之澄明。得此二者，书道可成也。因此，余外求“道境”，与天为徒，以道观之，亦如庄子所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与我并生”即化自然于无为之中，顺应天命，不要刻意去追求“我”之欲求，而破坏自然之道。“万物与我为一”即让我免除了物我之别，大小之分，体验“无往而非我之妙”。追求顺应自然，破除物我之别而融与天地万物之间。内证“禅心”，所谓“禅心”乃安定之心，乃欢喜之心，乃澄明之心，乃开悟之心。即不为物欲所累，不为尘埃所蔽，不为名缰利锁所缚，不为烦恼痛苦所羁。吾之所书，以期契合于“道境”与“禅心”，以“道境”证“禅心”，以“禅心”悟“道境”。从而体会到“道”之超妙，“禅”之喜悦，此乃书之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