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简牍的艺术研究价值

云梦简牍的艺术研究价值

■陈谷栋 梁遗鹏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城西郊睡虎地墓地发掘出了葬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的墓葬，出土竹简1100多枚，另有两件木牍和近4万多字的秦竹简书，内容为《编年记》《语书》《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秦律十八种》《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乙种。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秦简。1989年10月至12月，从云梦龙岗六号墓中又出土了一批秦代简牍，共计150余枚，内容属秦代法律文书，龙岗简牍在时代上晚于睡虎地秦简。2006年11月，在云梦火车站北面铁路三孔涵洞东端北侧，距睡虎地不远处，再次挖到一座古墓葬M77（以下简称M77），出土了一批字迹清楚、内容丰富的简牍，总数为2137枚。据考证，约在西汉文景时期。

云梦三次出土的简牍不仅在史料方面弥补了史书记载的不足，而且为秦文化的研究，尤其是秦代律法研究及秦简艺术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纵观目前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从艺术角度来看，无论是在材料、内容还是在维度、方法等方面，还远不够系统和深入。

云梦三次简牍的出土，促使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作深入的探讨：一是云梦简牍所负载的文本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大质变时期，即战国末期至秦统一中国后的社会生活状况，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前秦汉史研究文本资料的不足，完全有必要对它进行新的认证，而且有相当部分具有鲜明的区域性、民间性特征；云梦简牍出土地，位于江汉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汇处，具有秦文化辐射中国南北、东西文化，楚文化北渐中原文化的典型性。云梦简牍所保留的现有文本面貌，与之有怎样的关系，耐人探究。二是云梦简牍不单是“旧”的，在书法史上则有更多的“新”，它是秦实施“书同文”后，在一个时期内推行“小篆”所应用的“新字体”，即似小篆而非小篆，似汉隶非汉隶，在“小篆”与“汉隶”之间有着独特的作用，不是“过渡性”所能概括的。从其书法艺术的娴熟性看，兼“小篆”与“汉隶”之美，而具独特个性。三是“竹”与“简”在中华文化构成中，既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构成要素，又是需要挖掘创新和创造的新元素。云梦简牍的发现，既是中华文化繁荣的历史成果，又是中华文明传播发展过程的历史见证，它集实用性、观赏性、审美性、收藏性、科学性、历史传承性于一身。因此，研究它的固有价值及其再生发展价值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

一、从书法演变发展的角度可对云梦简牍隶书进行学术性探讨和研究

古文献记载隶书是秦始皇时所造，汉代班固《汉书·艺文志》云“是时始造隶书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秦烧灭经书，除旧典，大发隶卒，初有隶书”，唐张怀瓘《书断》：“隶书者，秦下邦人程邈所造也。”

隶书的产生，历来众说纷纭，汉字的产生及其演变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由篆书向隶书转变是汉字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也是标志着汉字由古文字阶段进入到今文字阶段的一个过程。秦始皇一统天下，统治的时代法治严明，称自己是“大圣作治、建立法度、显著纲纪、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为了便于统治，实现了一系列的统一措施，其中最为典型的一项便是“书同文”，统一了全国的官方文字——小篆。而我们在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没有看到小篆，看到的只是隶书，这种秦隶字体，字形由修长变为扁方，上下收紧、左右舒展，运笔由缓慢变为短促，逐渐体现了字形的简洁明了，线条的活泼规范，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1100多枚竹简，简文均用墨书，清晰可辨。从秦简《编年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通过对“喜”这个人的分析可知墓中至少有一部分竹简是抄写于秦始皇时期的。《编年记》详记了“喜”的个人经历：“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17岁傅籍，19岁始为吏，22岁为安陆令史，23岁为鄢令史，28岁为治狱鄢，29岁从军，31岁从平阳军。参加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从墓中人骨经过鉴定来看，系40多岁男性，“喜”46岁而终，正好相合，说明了墓主人应是“喜”。“喜”生前的经历主要是担任当时与法律有关的职务，墓中竹简多为法律文书，应该和身份相符。据《编年记》记于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推测，他死时46岁，看来“喜”是《编年记》的作者。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有一次大的出巡，先东后南，最后自南郡武关归。《编年记》于同年记有“今过安陆”一事。安陆为南郡辖地，二者记载一致。“今”指的当然是秦始皇，这都说明《编年记》的作者是秦始皇时期的，《编年记》又只记到秦始皇三十年，这更加证明它撰写于秦始皇时期。秦简《编年记》，上下栏字迹不一样，而且在行气上也不相连，简书应该不是一次写成，应该是多次写成。也可以猜想一部分是墓主“喜”书写，一部分是别人再写，不管是否是墓主“喜”书写或他人再写，由此可以证明隶书在那个时期已经通行；从《语书》来看，当是秦始皇时期的一份文件，假设这个文件是“喜”本人抄录的，说明当时他是遵照上级“南郡守腾”的命令抄写的，如果不是“喜”本人抄写，是上级政府部门下发的文件到“喜”这一级执行的话，进而又可以证明，当时秦始皇时期隶书已通行于官方，官方的正式文件已用隶书书写了；另外四号墓出土的木牍是两个叫“黑夫”和“惊”的士兵的家信，真实记录了秦始皇时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字迹也是隶书，再次说明了秦始皇时期，普通老百姓已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隶书。可见隶书通行全国，生活中在广泛使用这种字体，远不是文献所说的：“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取省易，施之于徒隶也。”历史上一种字体的产生决非一朝一夕，它需要一个漫长的积淀、演变的过程，人们才能接受它、应用它。显然隶书不是秦时所造，“程邈造隶”说也是站不住脚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隶书最起码在先秦时期就有着自己比较成熟的形态了。

《日书》说秦“正月”，不避秦始皇讳改正月为“端月”，可以看出它开始流行的年代较早，文字记述也应该早于秦始皇时期。《为吏之道》是一种教令，恐不是“喜”本人所写，其内容犯诸秦王名讳，此卷书不是秦国的文书，应是六国人书写之作。仔细观察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大批竹简上的文字，可以知道在这批竹简抄写的时代，隶书已经形成，甚至更早。

二、从艺术和美学的角度对云梦简牍进行窥探和思考

1.求变——不满秦政，期待变革

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攻楚，“喜”的居住地安陆便由楚地一变为秦国南郡的属县，“喜”由楚人变为秦人。“喜”是楚国贵族后裔，同时又是一个入吏的知识分子。《编年记》写作于“诸侯并作”“天下散乱”、莫之能一的时期，对于秦统治者而言，它不仅不是为秦王朝歌功颂德的编史，而且很有可能还是“妄语”“妖言”。几百年诸侯割据称雄争霸的混乱政治局面，使秦的统一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但一统天下的战争是激烈、残酷的，统一之后的斗争也是复杂、尖锐的。由于秦统一过程中杀戮太多，破坏太大，加上秦的横征暴敛，民怨沸腾，致使各种反秦势力长期存在，天下从未太平过。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纵横交织，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这些导致了秦王朝日趋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是“喜”生活的社会背景，也是《编年记》写作的时代背景。《编年记》中对秦王政持不尊重不避讳的语句颇多，如：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书“正月，速产”；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229年），书“正月，恢生”，二处“正”字，均不避讳始皇“政”，而《语书》官方文件中凡“正”皆改为“端”。《编年记》秦始皇二十八年记：“今过安陆。”“今”当指经过安陆的秦始皇，在古代对当朝的圣主应敬称为“今王”，而略一“王”字，其蔑视之态昭然若揭。还有，《编年记》中对三代秦王均直言其“死”，如：秦昭王直书“昭死”，秦孝文王书为“立即死”，庄襄王书为“庄王死”。反观“喜”在记自己的父母之逝世，皆敬书为“公终”“妪终”，亲亲之情，油然而生，其爱憎分明跃然简上。对秦王去世所使用的近乎诅咒般的语言，足以表明“喜”对秦王朝的不敬和愤慨，希望那个该“死”的王朝和那些同样该“死”的暴君“立即死”，期盼能出现新的社会政治局面，改变当时的一切，强烈的祛旧图新之渴求同样跃然简上。

2.求简——刻意省略，记事简约

“喜”生活的秦苛政时代，严刑峻法如条条枷锁禁锢着人，人们普遍有一种要冲破束缚，过轻松自在的简单生活的愿望。这种“求简”的审美价值取向在《编年记》中可见一斑。如“三年，卷军”“十五年，从平阳军”“十七年，攻韩”“十八年，攻赵”，等等。凡涉及秦国的军政大事，皆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用字之简省令人惊叹，甚至略去许多秦人引以为豪的重大事件。秦王政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即将归于“天下大定”之时，《编年记》却出奇地留下了空白，使人丝毫看不出秦国即将夺取全面胜利的痕迹和普天同庆的喜气。这一再出现的空缺，绝不可等闲视之，如果将它理解为无言的轻蔑和无声的抗议，似乎更切合作者的本意。如前所述，“喜”是楚人后裔，秦灭六国，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隐痛，不堪回首，故此不书。如果说对秦政的用笔简省中包含有政治与情感因素的话，那么，整部《编年记》所显示出的删繁就简的叙事风格，则强烈地显示了作者对处理复杂题材的一种自觉的审美价值取向：求简。

3.求新——率意而书，字迹飘逸

《编年记》作者“喜”拿笔在竹简上记事，原本是应该以遵从前辈及当朝文字形体为规范的，但由于书写者偏重于记事，不太考虑字形的庄重典雅，加之大量文字在书写时间上要求迅捷，字体尽量简省，点画尽量一次完成，用笔尽量不拘泥等。所以，简书是在一种不经意的自然状态下创作的。正因为如此，它表现了简捷流畅、活泼自然、率意而为的气韵美，给予人们的感官以鲜明的观赏性、愉悦性。

三、从云梦出土简牍艺术研究得到的启示

其一，云梦简牍书是汉字走向新时代的枢纽，古今书体诸多元素交汇于此，它诠释了汉字由篆到隶这一过渡时期，文字的生成原因以及书写因素对它的影响。

其二，简牍书，乃墨书文字，与刻铸文字相比，更能准确生动地反映书写时的用笔态势，真实地表现当时的书写原貌。我们可以通过对简牍上的书写用笔分析，尝试突破文字学研究领域长期处于静态层面的依靠字素分析现象、总结规律的状况。

其三，简牍书和小篆有着同出一源的渊源关系。从秦小篆和秦简牍书到西汉隶书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篆、隶之间的转化轨迹。秦小篆自诞生之际就由于种种限制而成为一种官样文字，简牍书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大众的实际应用中，渐渐地朝着便易规范的方向变化，直接关系到汉字的演进主流。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