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孝文帝迁都前后北魏书法的改变

论孝文帝迁都前后北魏书法的改变

■邓黄涛

一、平城时期的书风

北魏前期，太武帝拓跋焘灭匈奴、北燕、北凉，统一黄河流域，结束了十六国分裂割据局面。历史上将这一时期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间的百余年称为平城时期。当邙山墓志和龙门造像记被人们广为接受的时候，作为魏碑滥觞的平城石刻却依旧默默无闻。客观上因为平城时期刻石的出土时间远比洛阳时期的一些墓志晚，集中在20世纪中后期，故多未为世人所知。黄惇先生对于这一时期的书法描述为：

北朝刻石沿用魏晋旧习，此时的楷隶二体交叉，属于不自觉的无意形态，常常形构为楷，而章法、体势、用笔为隶，或形构近隶而笔法用楷，这既是刻石追求正体和装饰趣味所致，也是北方楷书落后的表现。

平城时期的书法主要受到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的影响，《魏书·崔玄伯》记载：“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尤善草隶，行狎之书，为世楷模。”另外，刘涛先生在有关中国书法史的著述中也提到：

留居北方的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在十六国时期有着出仕前秦、后燕、西燕、南燕、北凉等政权的背景，入魏之前已是北方的书门，自成家法。入魏之后以卢、崔书法依然为世人所重。……从北朝一朝来看，领袖书坛的人物，在崔氏为崔玄伯、崔浩父子，在卢氏为卢玄、卢渊祖孙。

关于崔氏、卢氏书法的传承情况，《魏书》卷二十四有明确记载：“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即崔氏和卢氏的书风是西晋书风的延续，平城时期更多的是学习“古篆八体之法”的书艺。从流传的书迹看，隶书和楷书的碑刻较多。平城时期的隶书是承接十六国隶书的写法，如启功先生所说“构造和笔画姿态都想学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笔画无论方圆粗细，写得总不像汉碑那样地道”。在书写时掺杂了楷书的写法，同时刻法粗率，笔画形态不精准，以致失去了隶书特有的平直之势和汉隶端正庄严的气象。即使是庙堂碑刻，如《皇帝东巡之碑》和《皇帝南巡之颂》，也带有明显的楷式，如其横向的笔画都写成左低右高的斜势，撇画的形态都类似楷书。这类隶书碑刻还包括《嵩高灵庙碑》和《大代华岳庙碑》。那一时期出土的民间书迹如《宿光明冢》《王羌仁冢》墓砖文，是在烧制后的砖上刻画的文字书迹，其中明显地夹杂了楷法。这些下层书手的字迹亦为我们显示了当时普通人的书写式样。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城时期楷书大多也是体兼隶楷的书迹，书写时保留了很多新隶体的平直写法，平城时期的楷书字脚以平脚式和右低式两种为常见，体态是横向的平结。对此，刘涛先生解释为:“由于那时隶书的写法已经不同于汉魏，楷书的写法还有意无意地保留了一些隶意，才出现了‘体兼隶楷’的现象。”“北魏平城时期的体兼隶楷的刻石书迹，许多是构造和笔画姿态都想学隶书，但书写技巧不纯而杂有楷式。”平城时期，书刻造像记大多采用楷书，如《邑师法宗造像记》，结体平正，笔画粗厚方锐，康有为称之是匠人以刀代笔信手刻画而成，结字散漫且笔画较细。我们在瓦文中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楷书，人们用硬器在没有烧干的湿瓦坯上刻画而成，字的笔画粗顿，结字取左低右高的态势，饶有隶意。平城时期最著名的碑刻《晖福寺碑》，笔画方棱，具有俯仰向背的姿态和曲张之势，对于我们研究北魏楷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刘涛先生认为：

洛阳时期的魏碑正体写法，《晖福寺碑》基本具备，倘若此碑楷书的撇画和捺画写得舒展开张一些，它的品相就与洛阳时期正体的“魏碑”楷书如出一辙。可以说洛阳时期的《元桢墓志》《始平公造像记》这样欹侧新妍的楷书，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如果仅就北魏的楷书而论，平城时期的《晖福寺碑》一类的楷书样式就是洛阳时期正体“魏碑”楷书的先导。

平城后期的《晖福寺碑》出现了楷书“斜结”的端倪，与当时南朝的书迹有些接近，但结字大多还是平头式和平脚式。

二、孝文帝迁都洛阳及书风的演变

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位汉化了的拓跋氏贵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制，意欲使鲜卑贵族向士族转化，并与之合而为一。提倡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高门通婚。为了使鲜卑贵族向汉人士族转化，通过定姓族来确定鲜卑贵族的门阀地位，与汉族的四姓联系起来。孝文帝在汉化改革中向南方学习还表现在引进南朝文物典制上。黄惇先生提到：

孝文帝通过王肃引进南朝文物典制，在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书法既是王氏一门重要的家传内容，亦是王肃北逃前，南方士族文人引以标榜品格的重要方面，所以，王肃虽不以书法见长，但他及当时因南齐内乱逃亡北魏的士大夫，在向北魏输出文物典制之时，必然包括南方的书法。

洛阳政权在这场汉化改革中很快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使文化的基础重新复苏。当时南方的士人在入北后惊诧地看到孝文帝汉化政策后的变化：“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胜，人物殷卓。”

近几百年出土的北魏书迹，洛阳时期的品目最多。这个时期，楷书成为大宗，见于碑刻，造像记、墓志铭、塔铭、写经，形态各异，不胜枚举。由于汉文化的提高，使用汉字的水准较前有了很大飞跃。以洛阳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和北魏皇族墓地邙山墓志为主体，形成了风格鲜明的魏体楷书。在保留魏晋遗留的某些隶书笔法的同时，对前朝的北魏楷书和南方东晋楷书有了不同程度的吸收和突破。它们以雄肆刚健的审美特征树立了一种崭新风范，迎来了北方刻石楷书的鼎盛时期。洛阳时期的碑志楷书，可谓“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备碑第十》中说：“太和之后，诸家角出，奇逸则有若《石门铭》，古朴则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统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洛阳时期的楷书可谓品类之多，目不暇接。在洛阳一带出土的大量北魏宗室元氏墓志，其字的形态既精美又新妍，如《元桢墓志》《元简墓志》《元羽墓志》《元思墓志》《元嵩墓志》《元详墓志》《元晖墓志》等。这类楷书点画丰满，俯仰向背各有姿态，横画起笔出锋斜按，收笔下顿，左低右高的欹斜之态非常明显，撇画和捺画写得开张，竖钩不再是平挑而是上挑，结体间架已是斜画紧结而不是平画宽结。在刻工上刀法更加精湛，转笔的柔韧、折笔的峻峭都较好地表现出来。其他地区出土的刻石如河北出土的《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山西大同出土的《封和突墓志》《元淑墓志》，辽宁出土的《元景造像记》，以及陕西出土的《刘玉墓志》等，在结构和体势上都接近于当时洛阳的楷书。

三、洛阳书风的成因

北魏的刻石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原因笔者归结为以下几点：

1、孝文帝一反曹魏禁碑之法，鼓励树碑作志，禁用鲜卑语，使得汉字在拓跋氏贵族中大量使用，客观上为北方书法的振兴提供了条件。

孝文帝为了巩固汉化政策的成果，屡次下达强制性诏令，严禁迁入洛阳一带的鲜卑人北返，亡故以后也不得归葬故里，《北史》卷三《魏本纪》载：“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孝文帝此时一反曹魏禁碑之法，鼓励树碑作志。墓志兼具标识和铭记双重功能，得到了制度的允许和保障，立碑埋志之风迅速席卷京城，在上层贵族中渐成习俗代代相传。墓志在贵族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的制造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无疑使得“墓志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大大提升。所以，迁都以后墓志数量的迅速增长是魏碑走向成熟的物质基础。而人们对于墓志的重视，使得魏碑书法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成熟。

2、汉化变革中聚集了一批文人学士，使得文化的基础重新复苏。

汉化政策的结果，使得汉字在拓跋氏贵族中大量使用。针对当时文化错乱的状况，还进行了一次编辑大型字书的工作，客观上为北朝书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3、迁都洛阳后，南北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有史料表明，当时皇族也开始以王羲之的《小学篇》作为习字的范本。

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字体的楷化进程在南方已告完成，二王所代表的清朗俊逸的书风已在南方上层文化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种以此为标准的审美风尚也逐渐形成。南方的字书在此时也传入北方，《魏书·任城王传附元顺》记载：“（元澄之子）顺，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王羲之《小学篇》在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书证篇》中也有记载。《小学篇》是新出的字书，也有数千言，冠有王羲之的名字，其书写体式应是王羲之的书法面貌。那时南北分治，书法风尚是南妍北质，北魏后期的汉人及汉化的鲜卑贵族子弟就是根据这个《小学篇》取法南方的书法。

4、王肃及当时因内乱而逃往北魏的南方士人在向北魏输出文物典制的同时在书法上也影响了他们。

孝文帝在汉化改革中向南方学习，还表现在引进南朝文物典制上。史载，南齐永明十一年（493年）齐武帝临终前，出于政争的原因，杀害了王奂，逼使其子王肃逃亡北魏。王奂、王肃父子为东晋王导后裔，王肃北逃时，正值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机。孝文帝欲实行汉化，广泛接受南方文化，王肃到后受到孝文帝重用。据史书记载，孝文帝对王肃“或屏左右相对谈说，至夜分不罢。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刘玄德之遇孔明也”。

刘涛先生著述中对此曾说道：“北魏吸取南方书法，平城后期已显端倪，南迁洛阳之后的四十年间，学习南朝书法的风气随着汉化的深入而炽盛起来。许多迹象表明，北魏书法在洛阳时期迅速走上了向南朝看齐、奋起直追的道路，形成了弃古趋新、舍质求文的书法风尚。”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书风的改变表明北魏楷书受到南朝书法的影响，过去部分学者把“王褒入关”作为南北书风结合的开端，通过迁都后刻石的研究可以认为北魏后期书法已经与南朝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