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临《大盂鼎》

《大盂鼎铭文》拓片

 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王若曰：盂，丕显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珷王，嗣玟作邦闢厥，匿匍有四方，畯政厥民，在雩御事，虘酒无敢。■有■蒸，祀无敢酹，故天异临子，法保先王，□有四方。我闻殷述命，唯殷边侯甸，雩依征内，避率肄于酒，故丧师祀。汝昧辰有大服，余唯即联小学，汝勿克，余乃避一人。今我唯即井禀于玟王，政德若玟王，令上三政。今余唯命汝盂绍荣敬，雍德巠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

东西周时期的金文，两汉的简书以及北魏的墓志，是书法史中数量最为庞大的资源宝库。若就风格跨度而言，金文自然超过了后两者。尽管篆书已经退出了实用领域，却从未退出书家的视野。究其缘由，主要有二：首先篆书是五体之祖，五体是息息相关的整体，不可分割；再者，篆书专门使用的时间，从甲骨文开始计算，直至东汉的缪篆，跨度在1500年左右，这其中，金文的使用时间，从商末到战国时代，也有八百多年，超过其它书体的使用时间，真正称得上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其中不可胜数的经典，随取一家，遂可成就自我风格。

　　金文品类繁多，单纯以时间和地域的二元分法不容易厘清整个发展脉络，因此，我们可以尝试性地概括为“点、线、面”三个序列：“点”即是风格独特、屈指可数的经典范本；“线”即是指时间顺序上的变化；“面”就是地域分布层次。在临习之初，可以先按照这三个顺序厘清大致脉络，对时间风格和地域风格有个全盘了解，而后真正的突破口则是在整个金文体系中选择具有典范性的作品，如《散氏盘》《毛公鼎》《白盘》等，《大盂鼎》无疑也位居其列。

　　《大盂鼎》为周康王时青铜器，造型端庄堂皇、雄伟凝重而不失秀美。作为西周早期金文，用笔方圆兼备、端严凝重，体势严谨，结字、章法质朴平实，整饬布局中见灵动之意，为世所瞩目。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些块面状的“用笔”特征，带有一定的装饰性，若按照当代审美来看，则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众多金文中，显得非常独特。从某些局部看，亦不乏“现代构成”的特征，一些字形中的部位相互穿插，整体上却具有严谨的序列，沉雄、苍浑、庄严。

黄宾虹临《大盂鼎铭文》局部

　　《大盂鼎》在晚清民国时成为书家追慕的重点对象，而在众多的临摹者中，黄宾虹的临作可谓独具一格。

　　世人对于黄宾虹更多地是从画家的身份来解读，那句“五十年后方识我”，颇有振聋发聩之感。而整体上对其书法的关注则远远不够。如果从笔墨的角度来审视，画法的本质即是其书法的笔法和墨法，此处不再赘述。个人以为其行书天真烂漫，篆书返璞归真，行书的成就得益于篆书，晚年之书迹由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然而，书坛普遍存在一些“误读”，比如对黄宾虹晚年篆书破锋和散锋的运用，极度盲从。这些因为宿墨营造出的洇化效果，都是年寿既高，阅尽人间春色之故，顺其自然而成，若生硬搬弄，岂非东施效颦？篆书的承继与发展始终有枝干之分，其中的主干、主流不可忽视，如邓石如、吴让之、莫友芝、吴昌硕等人，皆有筚路蓝缕之功，尤其是邓石如似巨刃开山，而像傅山、杨法等人的篆书，就属于旁支，毕竟远离了篆书本体。学习时必须要考虑到个人因素，看适不适合自己，能不能消化，就像生活中吃补品，虚不受补，否则适得其反。

　　黄宾虹是一位具有综合实力的大师级人物，书画印相通，触类旁通，游刃有余，所以他的临作整体上呈现出极强的“写意性”。和原本对比的话，属于“意临”范畴，具体而言，此处“意”可以分为率意、笔意和古意三个层面：

　　率意。对比原作，临作不计工拙，用笔不是特别谨严，自然出之，透露出长锋羊毫挥运时独有的韵味，原作中的块面特征都着意强化了，尤见韵味。金文写出趣味非常难，既重法度，又体现了个人性情，在笔墨中见变化。

　　笔意。金文字迹为铸凿而成，笔画存在修饰和加工，从原器到原拓，已经有了一层改变，从原拓到临摹，又是一重理解，实质是“二次创作”。临作整体上以册页形式出之，换个角度来看，以临为创，注重的不再是精雕细刻，亦步亦趋，而是“书写性”，以笔墨情趣的“柔”来化解金文的“刚”“猛”，带有灵动性，充满变化。

　　古意。“古”是一种感觉，涵盖古味、古雅、古厚等。书法追求“古”，实质上是一种综合效应，笔画、结体和韵味等密切相关。很多人临摹金文，丧失了古意，实质上是舍本逐末。金文具有“古味”，但与此同时，却又具有“现代意识”，非常契合现代审美，这正应验了“愈古典愈现代”的评价。从具体技法来看，并不完全遵从中锋主旨，但整体上含蓄凝练，体式自然萧散，一片天机，看不到凌厉的狰狞之气，以“内美”示人，耐人寻味，不局限于模拟笔画而拘于形似，进入了从容之境。

　　综合来看，黄宾虹的篆书静穆高古，笔意饱满，能够在率意中见法度，法度中见率意。他的个人实践见证了金文临写中很重要的一点——书家写金文当以学问修养领先，再加上技法过人，神采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