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虫书研究 （上）

秦汉虫书研究 （上）

■徐学标

一、虫书研究述评

“虫书”之名始见于许慎《说文解字序》：“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然而，对于虫书的具体所指、用途、命名原因等，许慎未做展开说明。同时，《说文解字序》所记秦书八体之后的新莽六书中，又有“鸟虫书”一体，于是后世注家皆将“虫书”等同于“鸟虫书”，并以具体的“鸟虫”之形来理解虫书，从而将虫书当成了一种花体字。特别是近世以来，以鸟、虫等为装饰手法的大量春秋战国青铜器及两汉玺印、瓦当等的出土，在提升了人们对虫书关注度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虫书为花体字的传统观念。“虫书为花体字”之说为当代学者所普遍接受，郭沫若、吕思勉、容庚、陈梦家、唐兰、丛文俊、陈昭容等均主此说。

启功最先提出了“虫书与带有小曲线装饰或鸟形装饰以及接近鸟状的花体字似非同类”的观点，首次将“虫书”与春秋战国直至两汉的花体字区别开来，但他同时认为虫书是篆书手写体的别名，则又为一偏。后李学勤根据汉《张掖都尉棨信》的字体特征，初步推测虫书可能就是线条屈曲蜿蜒的手写体：“《说文序》称秦书八体，四曰虫书；新莽六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新莽与这件棨信的时代是相近的。所谓鸟书，是在字的笔画间附加鸟形，研习文字的人比较熟悉。至于什么是虫书，则至今尚无定论。这件棨信上的字体，似乎是故作蜿蜒，是否就是专门用来书写幡信的虫书，这个有趣的问题有待深入研究。”李学勤的推测颇具启发性，只是他将新莽六书中的鸟虫书拆分为“鸟书”与“虫书”，显然有悖于新莽六书的“六体”数目。

是花体字还是一种“手写体”，这是研究秦书八体之虫书名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虫书非装饰性花体字

（一）汉以前花体字的类型及特征

1、汉以前花体字的类型

有学者对史书中所载书体之名进行过专门统计，总量多达三百余种。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文字第三·叙事》：“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有藁书、楷书、蓬书、悬针书、垂露书、飞白书、填书、奠书、鸟书、虎爪书、偃波书、鹤头书、象形篆、尚方大篆、凤鸟书、科斗书、虫书、龙虎书、仙人书、芝英书、十二时书、倒薤书、象书、麒麟书、金错书、蚊脚书，凡数十种，皆出于六义八体之书，而因事生变者也。”对于这些“出于六义八体，因事生变”的特殊书体，六朝以前人们多以各自风格独立命名，隋之后统一归纳为“杂体书”，今人多谓之花体字。

今所见汉以前花体字可按时间划分为两大系：春秋战国一系与两汉一系。

春秋战国一系。春秋战国花体字主要嵌错在一些青铜器上，尤以兵器、乐器、酒器为多。仅就目前所见装饰有花体字的青铜器数量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东南各国，尤其是吴、楚、越三国，花体字的应用最为频繁，风格也最具代表性。楚国的有楚王孙渔戈、楚王酓璋戈、楚王酓肯盘等。其中，楚王酓璋戈（图1）以鸟、虫二物为装饰，结字布白大开大合，繁简、疏密对比强烈，美化效果明显。越国的有越王勾践剑、越王者旨于赐剑、越王州句剑等。其中，越王勾践剑（图2）鸟、虫二物同铭，全铭八字，三字饰以鸟首，一字饰以鸟足，一字饰以双鸟，其余为虫形。吴国的有王子于戈、吴王光道戈、攻（吾）王光戈等。其中，王子于戈（图3）凤、龙、虫三物同铭，铭文共七字，两字饰以龙，两字饰以凤，三字饰以虫。龙、凤、鸟、虫是春秋战国一系花体字的主要装饰物象。

图1 楚王酓璋戈铭文拓片

图2 越王勾践剑铭文拓片

图3 王子于戈

两汉一系。今所见两汉期间装饰有花体字的器物类型较之先秦丰富，主要有印章、瓦当、铜镜、铜壶等。其中，印章大约有四百余方，是研究汉代花体字的重要资料。这些花体字印文，线条起止处往往勾勒出鸟的首、尾之形，一些简单的线条通常又会被刻成鱼形，如“苏意、武意”二印（图4）“意”之上点。也有的印文，线条虽不作鸟、鱼之形，但盘曲回绕，藉以填满整个印面。汉代瓦当上的花体字在装饰手法上更可谓是登峰造极，极尽变化之能事，如“永受嘉福”瓦当（图5），文字线条既似蔓草，又如祥云，华美流动，轻柔飘逸；“千秋万岁”瓦当（图6），“千”字处理成展翅的鸟形，其首笔为鸟首，中横为两翼，中竖下部左右两边各增三点，似鸟翼张开，这一处理手法使瓦当的整体画面立时活跃了起来。1972年，满城汉墓出土了两个铜壶，铜壶铭文堪称花体字的典范：铭文线条的起笔与转折处均附加了许多像是鸟头的图案，所有线条都处理成了回环曲折的双线，且略作舒卷，形似夔龙，整体画面动感十足。        

图4 “苏意、武意”二印

图5 “永受嘉福”瓦当

图6 “千秋万岁”瓦当

2、花体字与一般情况下文字书写的两个主要不同之处

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镈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所谓“书史”就是指文字的书记功能，是对先秦一般情况下文字书写的性质界定；所谓“文饰”就是把文字当成一种装饰载体，是对先秦龙、凤、鸟、虫书等花体字的性质界定。郭沫若所言之“书史”与“文饰”，可以看成是对所有历史时期“一般情况下的文字书写”与花体字间不同性质功用的高度概括。

花体字与“一般情况下的文字书写”，在表现手法及文字的识读性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作为“一般情况下的文字书写”，主要是运用毛笔一次挥运成形，没有重复性和逆转性，不作反复修改与涂抹，并尽可能地在快速简便的书写中实现文字传播交流的工具功能，这种文字通常被称之为手写体。花体字则是把文字当成一种装饰纹样、图案，为实现其装饰效果，大量采用了添加、省简、嵌入、夸张、变形等手法，这些手法与文字的书写性是完全背离的，属于典型的“工艺制作”范畴。书写性与工艺制作，是作为“一般情况下的文字书写”与“花体字”在表现手法方面的主要区别。

作为“一般情况下的文字书写”，其美观性、艺术性的追求，归根结底都是对这些抽象符号在保持其大众共识前提下的再加工。而花体字则是作为一种形同图画的“文饰”而存在的，其识读性已退居次要地位。花体字实际上都是对文字识读性的颠覆、变乱与弱化。文字识读性的强弱或有无，是作为“一般情况下的文字书写”与“花体字”的又一主要不同之处。

（二）从书体的作者来看，虫书非装饰性花体字

1、虫书的作者

许慎《说文解字序》：

《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

班固《汉书·艺文志》：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实为八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张家山汉简”《史律》：

试史学僮以十五篇，能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尚书卒史。

秦书八体是将来为史者的史学僮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也就是说虫书的作者是史官。

2、装饰性花体字的作者

《后汉书·蔡邕传》载：

又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诗》云“畏天之怒，不敢戏豫”，天戒诚不可戏也。

这是蔡邕上书灵帝罢黜鸿都门学中的话。“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是蔡邕上书要求灵帝罢黜的内容。此处的“鸿都篇赋之文”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指一般的辞赋文学。那么“尚方工技之作”如何解释呢？这就涉及鸿都门学中诸生所擅长的专业技能。《后汉书·蔡邕传》载：“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招，遂至数十人。”《后汉书·阳球传》也载阳球奏罢鸿都门学曰：“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可见，“辞赋”与“鸟篆”是鸿都门学诸生的专擅。以此与蔡邕的“尚方工技之作”相对照，可知所谓的“尚方工技之作”就是指的“鸟篆”。相应地，“尚方工技”就是鸟篆的作者。同时，从阳球“形图丹青”的描述来看，这种鸟篆不可能是指“一般情况下的文字书写”，而是指花体字——所谓“图”，是指用绘画的方法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如孙过庭《书谱》中批评花体字为“乍图真于率尔，或写瑞于当年，巧涉丹青，工亏翰墨，异夫楷式”，这些都说明了花体字类于图画。

按容庚、李学勤的理解，“所谓鸟书，是在字的笔画间附加鸟形”，则“鸟篆”只是“装饰性花体字”中的一类。那么，《后汉书·蔡邕传》所载的“尚方工技之作”，是否就只能说明鸿都门学中诸生所擅长的鸟篆应有的作者是尚方工技，而其它类型花体字的作者或许就另有其人了？

“尚方”是战国至两汉期间隶属少府、为皇家作器的中央直属机构。今所见两汉尚方器物不在少数，尤以铜镜为多，铜镜铭文开头有“尚方作竟真大好”“尚方作竟大毋伤”等内容，均为“装饰性花体字”。这些镜文花体字形态各异，装饰手法多样，装饰物象也不拘泥于单一鸟形，此足证尚方工技所作花体字非狭义的“鸟篆”一类。蔡邕之所以引《诗》来规劝灵帝，无非就是说花体字只是尚方工技的业务职能，帝王及士人参与有辱国体，易招天谴。

从现在所能见到的汉以前不同历史时期花体字风格类型来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花体字的作者只能是“工技”阶层。

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中说：“它们（春秋战国装饰性金文）的书写、刻铸、模制工艺自成系统，其书体及作品风格均来自工匠系统内部的传承，包括世守其业的父子兄弟相传或师徒相传的字样和设计草本，故能独立于知识阶层笔下的书体演进之外，超然于文字考课制度之外，表现为滞后与稳定，变化而多装饰，颇具特色。”另外我们将先秦花体字与两汉的相对照，也可以发现汉以前历代装饰性花体字风格的一脉相承。如战国时期楚国的“搏武钟”，“搏”字右上部的鸟首，与汉“武意”印中的“武”字，在美化装饰手法上几乎完全一样；再如战国时期越国的“奇字剑”，其铭文线条与汉印“曹嫥”的文字装饰手法也很相像。先秦与两汉之间的器物图案与文字装饰手法的惊人一致，说明了这种装饰性花体字的作者只能是处于相对封闭行业状态下的工匠阶层，而不是与文字演变如影随形、与时俱进的史官。

史官与工技自古以来就是不同职守的两个群体，史官用笔在写字，而工技则是用规具在设计字。秦书八体之虫书的作者是史官而非工匠，客观上说明了这种书体不可能是装饰性花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