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后周《屏盗碑》的书法艺术特点

五代后周《屏盗碑》的书法艺术特点

■葛兆生

五代后周的《屏盗碑》（碑亭外景见图1），全称《大周推诚奉义翊戴功臣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济州诸军事行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西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三百户任公屏盗碑》。由于历代黄河水患淤积，该碑大部分被淹没于地下，暴露地面约80cm。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充分发挥历史人文资源的巨大作用，2002年，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屏盗碑》在山东巨野被发掘出土，移立于永丰塔之阳，并修建了碑亭，以加强保护，壮其观瞻。

此碑以“文好、书佳、刻精”著称。始自五代，历经宋元明清，至今已千余载，而字画完好无损，弥足称奇。它为证史、补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而且对于研究古地理环境和地貌变迁也有价值和意义。这件碑刻，笔法取二王神韵，虚实映照，动静相交，结体婉丽流美而筋骨分明，形态变化多姿而气势连贯，富有极强的节奏感，给人以隽秀飘逸、飞动通灵的艺术感受。刻石者刀法娴熟，有些笔画诸如起笔、收笔处、笔断意连处、飞白松笔处都表现得恰到好处。

此碑是为时任济州刺史任汉权树立的一杆功德碑。任史君名汉权，四川人，以武略事累朝，以战功登贵仕。初牧于丹州，有排乱折冲之绩，移治于赵州，有安边镇静之功，所至皆留能名。他任济州剌史后，“齐之以刑，导之以德”，屏盗息民，澄清四封。

巨野此地因大野泽而得名，五代后周之时，巨野泽仍“薮泽深洼”，港汊纵横，灌莽丛生。凭此险要，“盗贼”啸聚山林，出没于水泽之中，聚散无常，打家劫舍，滋扰百姓。后周太祖郭威深以为忧，新建济州于巨野，任命任汉权为济州刺史。任汉权到任后，亲率大军，征剿招抚，“曾不逾月”“群盗屏迹”，百姓安居乐业。时朝野文人，感其功高厚德，上陈朝廷，得皇帝恩准，于后周显德二年（955年）撰文立碑，详陈“其治有声望，群盗屏迹，惩盗化民”之政绩，立于汉故城济州城门之侧（今巨野县城北门外路西），简称为《屏盗碑》。该碑龟趺螭首，为优质青石裁成，碑身下宽上窄呈梯形，通高516cm，宽158—142cm，侧宽62—55cm，重约13.5吨，龟趺高100cm，长293cm,，宽160cm，重约9吨。碑阳刊文26行，行75字不等，共计1543字。其中正文22行，计1408字，字径约4cm，行书体。

撰文者李昉，字明远，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五代后汉乾佑间进士。至后周，世宗（柴荣）赏爱其才，累官左拾遗、集贤殿修撰、屯田郎中、翰林学士等职。而后入宋，加中书舍人，知贡举，受诏同修《太祖实录》，后拜工部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等职。有文集50卷，并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

此碑文是他30岁时奉敕而撰写的，其修辞法度谨严，层次分明，述论并茂，文字精炼，是不可多得的碑文文赋。碑文记载，后周皇朝新建济州，治于巨野县。时“山幽薮深，亡命攸萃，灌莽悉伏戎之地，萑（huān）蒲为聚盗之资”，古来多盗，最为难治。一些“游惰之夫释耒耜之用，钩锄弦木，窃弄于乡闾之间”，尚或“诱轻生之民，聚无赖之徒，巢枭穴狡，窃发于晦暝之中”。周世宗诏命政绩卓著的前赵州刺史任汉权移治济州，惩盗化民。任公“嫉盗之意切，诛盗之令严，去盗之术行，屏盗之誉显”“介马负先驰之勇，阴门提夜出之兵，狼心尽革，民患皆除”，然后“缓之以约束，宽之以法令，养之以惠爱，劝之以礼让”，使民风好转，“里无惰农，乡无狡童”，农工商贾，康庄播颂。

《屏盗碑》的书法艺术有几大特点：

一、师承二王，呈潇洒隐秀美

碑额间篆书“大周任史君屏盗之碑”（图2），3行9字，字径14cm，为张穆所篆。张穆现已不可考，其篆婉转盘复，有极强的装饰性。自秦李斯以仓颉、史籀之迹，变而新之，特制小篆，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惟真草是攻，而篆学中废。李阳冰出，中兴一时，自阳冰后，虽余风所激，学者不坠，然未有能企及之者。是碑篆额，亦有纤靡缠绕之弊，无复三代之古雅，乃时代所限。

碑文（图3）书者张光振，名不见经传，但就其奉敕而书看，也并非一般的书法家。其书风师承典型的二王风格，多从《怀仁集王圣教序》来。魏晋以来，碑铭刻石，都用正书撰写，入唐以后，李邕改而用行书写碑。此碑书写时间距晚唐不远，故碑制规格、形式、风格，皆有唐风余韵。

细致品鉴碑文和拓本，整体流韵极似《怀仁集王圣教序》，如起笔、收笔和连牵的游丝处，特别是“天”“为”“斯”“事”等字，简直是惟妙惟肖。

二、刚柔并济，蓄畅达凌厉势

《屏盗碑》并没有一味地模仿、照搬二王，而是在结构上、行笔中，注重严肃、端庄，是凛然而又洒脱的正规行书。《屏盗碑》所表现出来的书法艺术美还在于它恢弘的气势，一千五六百字的篇幅，一气呵成，从开头的第一个字“大”到最后一个字“建”，如行云流水，气势贯迎。正因为这种刚柔并济的融合，才蕴蓄了畅达凌厉的笔势，才更适合书写皇上表彰能臣的功德、功绩、功勋，也可能有了这些特点，才更适合镌刻碑文流芳。

三、文情并茂，凝儒家厚重意

书法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是通过“写字”来表现的。因此，书法和字义、文意以及文势、文风有密切关系。抒情性文字宜于用草书或狂草表现，而平和端庄严肃的文字宜于用正楷书写，而曲径通幽、意境深邃的文字则宜于用行书阐发。好的语句、好的文字、好的文章，配上相应的书法，便会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屏盗碑》的书者深通此道，他把受皇帝彰表、著名文学家撰写的文章写来刻在石碑上，合理选用和使用这个特定的书法环境。端庄而不失流畅，严肃又合喜庆，明理且不忘擅情。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字里行间，都凝聚了厚重的儒学思想。《屏盗碑》文中所表现的主旨思想，以及主人公的功德罗列评价表述，也无一不渗透了儒学文化。

当我们阅读、品鉴、审美《屏盗碑》书法时，有一种养心、正行的感觉，字形老到，整体统一。在这个整体中，既有像平原上缓缓流淌的小河一样的恬静美，又有如高山大川瀑布下泄的壮观景；既有平铺直叙的清晰交待，又有互文对举的骈行气势；既有对巨野大泽鸿雁成群的情景再现，又有对任公功绩的宏论褒誉……可喜的是，书者能够因势用笔，情景交融，字文通汇。

五代短祚，承唐启宋，能入书史者，唯有杨凝式一人。举凡书法史著作，提及五代，皆一笔带过。《屏盗碑》的出土，不仅丰富了山东的文化底蕴，也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书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图1 《屏盗碑》碑亭外景

图2 《屏盗碑》篆额

图3 《屏盗碑》(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