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诗研究札记（十二）

论书诗研究札记（十二）

■蔡显良

（二十五）蔡襄当真是宋四家一员

“君谟近世称第一，笔力与古肩相挨。”“国朝君谟书第一，大字劣于行与草。”

前两句诗出自北宋末李纲的《浔守李侯以所蓄法书十轴相示题卷末》，后两句诗出自南宋王十朋的《不欺室三字参政张公书也笔力劲健如端人正士俨然人望而敬之因成古诗八韵》。两人均在诗中不约而同地称赞蔡襄的书法为宋代第一，可见蔡襄的书法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名声与影响。说蔡襄书法为当世第一，并非他们两人的发明，苏轼早就说过：“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分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蔡襄书法则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推欧阳修。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三朝贤相韩琦亦在《次韵和崔公孺国博观君谟所书孝亲崇福院牌》诗中大加叹赏：“须知体法多奇处，深造钟王奥妙墟。”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谟皆翰墨之豪杰。”《宋史·蔡襄传》称：“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天子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所以传世作品较少。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正如欧阳修《学书二首》所云：“苏子归黄泉，笔法遂中绝。赖有蔡君谟，名声驰晚节。”

欧公主盟北宋文坛达三十年之久，是北宋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诗文革新的一面旗帜。正因为他的儒者风范，使他的书法“复古”更倾向于恪守传统、倾慕高古的一面。而后来的苏、黄、米三家，或仕途困踬，或提倡妙悟，或颠狂玩世，受庄学、禅学思想浸染至深，以禅论书也好，追奉平淡也罢，他们的“尚意”思想更偏重于突破传统、率意创新的一面。如果说欧阳修是北宋书法复古思想的集大成者，当是指理论上而言；而蔡襄则是实践上的集大成人物。“自唐中世以来，汉晋书法不传”。宋初书风浮薄，太宗朝欲振颓起衰，颁刻《法帖》，复兴古法，结果事与愿违，竟至趋时贵书，书坛一度低迷徘徊。迨蔡襄出，其书“独步当世，笔有师法”，“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备”，书法传统在他的笔下得以传承，并借欧公之大力举荐，其书得以贵重一时，并被苏轼誉为“本朝第一”。欧阳修对于蔡襄的推重，一半是因为蔡襄书法的确达到一定的高度，而另一半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蔡氏书法恪守传统，功夫精深，是复兴古法的活教材。由于欧、蔡的复古为苏轼等人奠定了坚实的传统基础，完成了“借古”的工作，再加上禅宗思想的流行、文坛的复古运动、画坛的“逸格”祈尚，以及书坛本身的期盼创新等时代因素，“尚意”书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右为蔡君谟所书《洮河石砚铭》，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宋末元初人王芝的这段文字清楚地告诉我们，蔡襄原本就位列“宋四家”。书史上让人津津乐道的“宋四家疑案”，认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原来是蔡京，因其人品奸恶，后来用蔡襄取代了蔡京，实为明代才出现的历史误会。

蔡襄《京居帖》

（二十六）“米颠”未必真颠真狂

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张颠与柳颇同罪，鼓吹俗予起乱离。怀素獦獠小解事，仅趋平淡如盲医。可怜智永砚空白，去本一步呈千嗤。

米芾在《寄薛郎中绍彭》一诗中尽显狂态，对唐人书大加挞伐，言辞之激烈前无古人。究其原因，是因为其学书从唐入手，后听苏轼之劝，欲上溯魏晋，然而锋势劲健的挥写惯性成为“专学晋人”的最大障碍。陷之愈深，恨之愈切，便大发狂语，这是他书法“壮岁未能立家”的一种焦虑。米芾不但在书法上口出大言，骄矜狂傲，生活上更是佯颠、卖傻、好洁、拜石，能够想到的办法他都做了，反正是不能“惊俗”誓不休也。

“风神散朗，服唐人冠衣，眉宇轩然，进趋襜如，音吐鸿畅，虽不识者皆知为元章也”“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有洁癖，好着奇装，举止怪异，还因为整日醉心于品赏奇石，以至于荒废公务，好几次遭到弹劾。一次，他在无为州衙署内见到一立石十分奇特，高兴得大叫起来：“此足以当吾拜。”于是命左右为他换了官衣官帽，手握笏板跪倒便拜，并尊称此石为“石丈”。

然而米芾之颠未必真颠。徽宗召米芾书大屏，令用御案间端砚。米芾一眼就看上了，书成即捧砚跪请赐砚：“此砚经臣濡染，不堪复以进。”徽宗大笑赐之。米芾舞蹈以谢，抱负趋出，余墨沾渍袍袖，喜见颜色。皇帝赐其砚台时喜不自禁，剩墨污染官服亦不顾，而是“舞蹈以谢”，真是窘态毕露，佯颠装疯，亦可看出其洁癖亦非天性也。黄庭坚对此颇为知晓：“米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籍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一语道破天机，米芾故意为之的种种怪诞言行，无非是为了惹人注目，以获取声名，借以忝列名士之列，不但不是与世俗抗争，反而想藉以致身仕途，期冀升迁。

米芾虽然出身官僚家庭，其五世祖米信是北宋初年的开国元勋，但到其父辈，家道中落。母亲阎氏，曾是英宗皇后高氏的乳娘。据《宋史》记载：“（米芾）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浛光尉。”凭借其母曾为英宗高皇后接生过的这么一丁点“藩邸旧恩”，米芾才得以踏上仕途，故他这一“冗浊”出身，一直压得他无法抬头。直到做了礼部员外郎，御史还以此来弹劾他：“仪曹、春官之属，士人观望则效之地，今芾出身冗浊，冒玷兹选，无以训示四方。”没办法，米颠只有卖傻致身，甚至有奶便是娘了。新旧两党，已同仇雠，米芾不谴是非，但求自保。蔡京为相，米芾等人弹冠相庆：“大贤还朝，以开太平，喜乃在己。”并立即引舟返京，日夜兼程，直奔蔡家，“西入皇都索相钱”。

故其在书法上的狂亦未必真狂。有一次，徽宗藏在帘后观看米芾写字，只见他反系袍袖，跳来跳去，落笔如龙蛇飞动，并大声与帘子后面的皇帝打招呼。故意借书写之狂惊动皇上，祈求上进，看来其狂并非源于自信，反而是建立在不自信的基础之上。他以“集古字”自诩，但也深为摆脱不掉古人笔法而苦恼：“已矣此生为此困，有口能谈手不随。谁云心存乃笔到？天工自是秘精微。”米芾对自己久学唐人书法而未成家很着急，自言“年三十为长沙掾，尽焚毁所作诗文”，自宋元丰五年三十二岁“谒东坡于黄冈”，“始专学晋人”。而年老将逝时，因力学晋书却未入其格而产生焦虑，竟然“尽焚其所好书画奇物”，又当为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