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诗研究札记（四）

论书诗研究札记（四）

■蔡显良

唐人抄《兜沙经》（局部）

（九）书法与佛教的缘分

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

无论如何狂放与醺醉，僧人书法创作都追求空明澄静的“真如”境界。正如司空图此句诗所说的那样，笔下有禅，本非真颠：“落笔纵横不离禅，方知草圣本非颠。”书法和佛教的缘分不仅止于此。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虽然不能在技法上给中国书法带来新意，但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书法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书法反过来也为佛教等宗教的传播作出一定贡献。概括而言，书法与佛教的结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实用和审美。实用的一类又分为写经和立碑两个主要用途。

应该说，中国书法对于佛教的介入首先是从写经开始的。而此点可说是中国书法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所作的莫大贡献。有一些研究者只看到佛教对于书法推动的一面，其实更应看到书法对于佛教的流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有用中国文字译介经文，才能在中国广泛传播佛教。故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而大规模的抄写佛经、造像题记、刻碑铭文，亦成为僧人的首要工作。在书写佛经的过程中，书法得到一定的发展。写经用字主要为行、楷两种，又以小楷为多。

传译经卷、抄写经卷，为大功德，《华严经》卷八十一《普贤行愿品》有云：“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身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重法故，不惜身命。”视写经为生命，乃至“不惜身命”，何其重要和功德无量也。故经文必须由善书者缮写，隋僧彦琮即谓译才必须八备，其中擅长书法——“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乃其一备。以此看历史上有诸多“刺血写经”的记载便不足为怪了。

名书家为庙宇和高僧书碑，则是书法介入佛教的第二个主要功能。庙宇甫建，立石志事，或高僧云逝，树碑颂德，其求名书家铭之，自魏晋南北朝起就日渐盛行。东晋南朝的帝王大多信佛，他们把资助僧侣的葬事视为“作功德”，为高僧立碑则是弘扬高僧功德。当时文学名士都乐于为高僧制碑文，如谢灵运、宗炳、刘勰、沈约等。迄唐，诸多书家更是乐于为庙宇、僧侣书写碑文，欧阳询、褚遂良、欧阳通、薛稷、李邕、史惟则、韩择木、徐浩、颜真卿、刘禹锡、柳公权、裴休等著名书家，均有碑书遗世。

其实撇开上述写经、书碑二者的实用功能，佛门中人为了抒发感情、修身养性而书写的作品，其功能并非为了传播佛法，而是为自娱或宣泄情感，即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创造。这样的佛门书家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即已产生，其中智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智永是书圣王羲之的七世孙，在永欣寺参禅学佛期间，学书三十年不下楼，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分赠浙东各寺。其行为显然已经超越了实用思想，而上升到传承笔法的审美理念。书法在唐代佛门中的兴盛，与中唐禅学勃兴，允许张扬外学有密切关系，吟咏翰墨，并为僧人所重。而这导致书僧作为一个群体最早在中晚唐出现。禅学的盛行，禅学心性论、禅境等思想的浸染，对推动中国书法艺术起到重要作用。

即使不将缮写经文、书碑等书僧计算在内，历史上的佛门书家也不在少数。陶宗仪《书史会要》即记载元以前佛门书家59人。佛门书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智永、怀素、亚栖、贯休、梦龟、文楚、弘一法师等佛门书僧，均为我国的书法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极重要的贡献。

（十）杜甫的口是心非

中郎石经后，八分盖憔悴。

顾侯运炉锤，笔力破余地。

昔在开元中，韩蔡同赑屃。

玄宗妙其书，是以数子至。

御札早流传，揄扬非造次。

三人并入直，恩泽各不二。

顾于韩蔡内，辨眼工小字。

分日示诸王，钩深法更秘。

文学与我游，萧疏外声利。

追随二十载，浩荡长安醉。

这是杜甫《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中的诗句。此诗不但抒发了诗人对友人顾戒奢的怀念之情，也对顾戒奢的隶书给予了高度赞扬。顾戒奢是唐朝书法家，与韩择木、蔡有邻齐名，在唐玄宗时曾为太子文学翰林待诏兼诸王侍书，以八分书法为当时所重。两人在长安结识，“追随二十载”，后杜甫被贬，顾戒奢亦流落江湖，杜甫就写下了这首长诗。

顾戒奢的隶书究竟如何？顾戒奢，天宝十五年任太子率更丞，上元年间为太子文学。工八分，有“顾八分”之目。尝书《吕■庙碑》《吕■碑》等。1984年西安高楼村出土有《高元珪墓志》。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云：“观其遗迹（指《吕■碑》），乃知子美弗虚称之。记碑首倒薤，亦自奇古，不独八分可赏。”

很多人认为隶书在唐代得到中兴，原因是从皇室到民间大兴好尚之风，涌现大批隶书家，如李隆基、韩择木、梁升卿、史惟则、蔡有邻、殷仲容、李潮、归登等，其中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号称隶书四大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后，审美特色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经济高度发达，为唐代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于是盛唐艺术的审美风格由北朝唐初的清劲刚健转为丰腴富丽，一派盛大气象。书法亦由唐初筋骨挺劲的追求，渐趋凝重沉稳、肥腴宽博。正如米芾所言：“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经生字亦自此肥俗。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而唐明皇审美尚肥，更是推波助澜。

统治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事物的发展状态。有了外部保障及审美价值取向，又有统治者的推动，事物的发展就会插上翅膀。唐玄宗继承了先王好书之风，不仅躬身实践，而且在社会广泛提倡，尤对八分书十分钟爱，《宝刻类编》收录其石刻作品33通，《宣和书谱》共记载其书法作品25通，其中以八分书居多。唐玄宗身体力行，书法风格偏好丰腴肥厚，群臣效仿便蔚然成风，他的喜好成为群臣标榜的风向标。不少八分书家被唐玄宗擢引进入集贤院与翰林院，并形成了一个以吕向、蔡有邻、史惟则、徐浩、张怀瓘等人为代表的特别书法团体，即“宫廷书家集团”，顾戒奢亦为其中一员。

概括而言，于时风浸染之下，唐代隶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丰硕肥腴，二是楷法入隶。这既是时代风尚所致，也是因为皇帝的喜好而出现的审美偏差。唐玄宗的隶书最具楷书化，用笔肥腴而乏骨力，结字缺乏变化，相同的笔画写法雷同，几乎可以重叠，严谨规矩有余，活泼变化不足。如今看来，唐隶的两个特点，恰恰成为束缚隶书发展的两个绊脚石。令人唏嘘也者！

既然顾戒奢身当其时，其隶书自然符合唐隶的两个特点。杜甫有个著名的书论观点“书贵瘦硬方通神”，但又赞扬肥厚之八分，岂不自相矛盾？分析之下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人作诗，送别友人，怎能不多说好话；二是皇帝喜欢八分书，更不能随便批判。若干年后到了僻处西南隅的夔州，才终于敢讲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