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诗研究札记（十四）

论书诗研究札记（十四）

■蔡显良

（二十九）韩琦不仅仅是“趋时贵书”的一个主角

飘花任逐红尘去，浮醴时看紫府供。

欲学永和当日序，愧无奇笔绍前踪。

韩琦（1008—1075）《乙卯上巳会浮醴亭》诗中表达了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敬心情和学习《兰亭序》的强烈欲望。在近十首论书诗中，韩琦不断提及王羲之和《兰亭序》，可见在韩琦的内心当中，自始至终均萦绕着对魏晋书法的千千情结。大概正是这样的审美心理的驱使，当欧阳修为韩琦写妥《昼锦堂记》后向他推荐由蔡襄书写时，韩琦很爽快地答应了。韩琦曾在两首诗中高度褒扬蔡襄的书法深得魏晋意趣、堪比钟繇和王羲之——“迁笔褒扬逸少书，孤风拂拂起襟裾”“须知体法多奇处，深造钟王奥妙墟”。

源于《周易》、兴于六朝的象征式批评方法，至唐愈演愈烈，书论由李嗣真、张怀瓘而及窦臮《述书赋》，遂达登峰造极；文论则皇甫湜《渝业》，诗论则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均大量运用此种手法，想象奇特，意象深博，远出袁昂《古今书评》之类六朝韵文之上。唐代论书诗顺应这种潮流，又承接六朝书论文章运用此种方法的传统，在不少论书诗中皆有较多较好的运用。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在宋代论书诗中象征式评书方法得到十分广泛和更加精到的运用，韩琦即是宋代早期的代表。如其诗《谢宫师杜公寄惠草书》：“精神奕奕欲飞动，鸾凤鼓舞龙蛇掳。天姿瘦硬斥俗软，狂藤束缠岩松枯。中含婉媚更可爱，十葩万萼争春敷。”与唐代相比，韩琦在继承运用象征式批评方法的时候，已经自觉地将美学概念和议论语言融入其中，“天姿瘦硬斥俗软”“中含婉媚更可爱”，使这一传统方法的运用有新的突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能够更加贴近书法审美，更能够深入到书法内质。

米芾云：“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扁朴拙，是时不誊录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时贵书矣。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荆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在米芾的笔下，韩琦与其他几人一样，是“趋时贵书”的主角。唐宋时期应试举子模仿主考官的笔迹、试前将所作诗文写成卷轴、“投其好”以利于及第的“行卷”风气，是形成“趋时贵书”现象的主要原因。宋太宗年间的西蜀降臣王著受器重，其书体便成为太宗时的官方书体，“谓之‘小王书’，亦曰‘院体’”。在李宗谔、宋绶、韩琦、蔡襄、王安石诸人位重朝野时，书法均受帝王推重，又加之官位显赫，所以被“倾朝学之”。虽然现在提起这段书史时，几乎所有人皆众口一词地认同米芾观点而持批评态度，然而从当时情况来看，宋太宗及王著对钟王的钟爱，使魏晋古法一灯不灭，韩琦崇尚魏晋的书法心结显然有其渊源，而他们对于魏晋书法传统的坚守为北宋后期尚意书法的崛起，无疑起到复兴古法、为尚意创新保驾护航的作用。

小时候石上习书的韩琦，是著名的“庆历新政”的主将之一，故他那政治改革的雄心壮志，也同样在书法上有所体现。受欧阳修“以人论书”观的影响，“有奇骨，其器魁落”的韩琦作为一个正臣，钟王之外偏爱颜真卿，亦是其寻求书法创新突破口的一种体现。从韩琦《信宿帖》（如图）来看，其颜体有自家风格，与蔡襄比，显得更为浑厚朴拙，这无疑也是禀赋胸襟使然。欧阳修是北宋书法复古运动的理论人物，蔡襄是关键的实践者，被同列为“趋时贵书”主角的韩琦，与蔡襄一起成为北宋书法初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重要书家。

韩琦《信宿帖》（局部）

（三十）范肥司马瘦

岳珂《范文正问医帖赞》云：“元气在天，日星系焉。骨鲠在身，四体恃焉。王国之干，公实似焉。有炜翰墨，抑其细焉。是书之传，自尹氏焉。历年虽多，人争毖焉。”《司马文正公集序帖赞》云：“岩岩具瞻，维公宜之。平生不欺，涵泳浃洽。心画之作，为天下法。取人以直，持己以谦。岂徒幅笺，二德之兼。荣光属天，公书在椟。有德有言，温其如玉。”岳珂褒扬的两个人分别是北宋的两位权臣范仲淹与司马光，二人一肥一瘦，相映成趣，史称“范肥司马瘦”。范仲淹白白胖胖，其字却“瘦骨清像”，风格瘦劲；司马光身材中等而瘦削，其字却要比范仲淹显得粗肥一些。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范仲淹是宋代一位正直的、有理想的政治家，据《宋史》记载，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庆历三年（1043年）任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奉诏条上十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轻徭役。”仁宗颁行，史称“庆历新政”。新政推行不到半年，因贵族官僚的反对而失败。范仲淹虽然几次遭受贬谪，朝中又有不少政敌，但他依然“以天下为己任”。他的《岳阳楼记》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被后世广为传颂。范仲淹善书，力追王羲之，瘦硬方正，清劲中有法度。黄庭坚云其书“落笔痛快沉着，极近晋宋人书”。明唐锦评其书“极端劲秀丽，无毫铓纵逸之态”。从这些评述，以及存世《道服赞》《师鲁帖》等来看，显然与其白白胖胖的形象大异其趣。古人常以人论书，于范仲淹亦不例外——“公书庄严清澈，信如其品”“文正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其实人品与书法关系不大，但范仲淹勇于直谏、刚直不阿、一往无前的个性，显然在其书法上留下铮铮铁骨的印痕。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司马光留存下来的书法作品不多，从留存下来的《真书宁州帖》《天圣帖》等作品看，其字瘦劲方正，古雅淳厚，寓隶书笔意。一笔一画都写得十分规矩，用笔提按分明，起落明晰利落，即使是长篇大幅，也毫不马虎。其书法在起笔收笔或勾挑处的用笔与颜真卿相似，亦是受到时风浸染。司马光做每一件事都有法度，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司马光端劲谨严、一丝不苟的书风，与他忠直严谨的个性也是相似的。司马光身材瘦削，一副随时准备为道义捐躯的模样，但其书法并不瘦弱，因受到颜字影响，相对而言比范仲淹书法要有肉一些。

如此看来，与“以貌取人”一样，“以貌取字”亦不免因为想当然而授人以柄。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艺术就是情感。”笔墨中包含“人”的因素越多，其艺术境界就越高。但这一联系指向的是内在情感，而非外在的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