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法乎上 自运天成

取法乎上 自运天成

——探析魏启后书法的汲古之路

■张尚波

魏启后先生自评其书说：“书学二王、初唐及北宋诸家，真书多隶意，草书多章草法，行书近米元章。”另外，他通过几首诗来表达了自己的喜好，其一，“朝餐怀素苦笋，夕服大令鸭丸。四壁钟张羲献，梦里米家画船”。其二，“三十年前学戎路，不离二王欧虞褚。汉时简牍少研习，锐气犹存苦无术”。其三，“三十年前效米颠，粗知早岁方圆庵。因何指腕多无力，苦乏功力心不安”。

把北宋作为师古的一个分水岭，“下此吾不欲观矣”，先生是有自己考量的。他认为中国书法到北宋就算达到了顶点了，南宋以后实际上没有出现新面貌。艺术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用先生的话来讲，这无关乎艺术水准上的谁高谁低，只是态度的不同，当然不乐意接受的东西不代表反对，只是没有把明清以后的名家当作老师而是仅作为同学或道友。

以古为师，临池不辍贯穿于先生的艺术生涯。他于67岁首次出版了个人书法作品集，可作为其学书历程的一个节点。先生临古学书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从少年学书至46岁为第一个时期，此期是肖其形神，几近乱真；47岁至67岁为第二时期，此期是略其景象，直追神髓；68岁至90岁为第三时期，此期是化古为我，融会贯通。

先生早期的临书保存得并不多，其中一大部分未署年代，如临欧阳通《泉男生墓志》，临汉隶、临王羲之的《二谢帖》《思想帖》，临王献之《鸭头丸帖》，临《米临七帖》之一等。署年代的多集中于1957年（37岁）和1960年（40岁）这两年。37岁时临冯承素摹本《兰亭序》，40岁临钟繇《贺捷表》、王羲之《丧乱帖》《平安帖》《频有哀祸帖》《孔侍帖》《忧悬帖》、米芾《诏使帖》等。这个时期，先生的临作“入乎规矩”，讲究法度。所临冯承素摹本《兰亭序》，深得右军体貌，“同”字起笔和“群”字末笔的笔锋分叉，“水”字笔锋牵丝与原帖不差丝毫。先生临书“学而则思”，亦“思而则学”，因此临帖多有所悟，更有所获。如在所临米芾《诏使帖》跋语中说：“米老《诏使帖》墨法极惊人”。在所临钟繇《贺捷表》中则表达了对学习楷书刻本的独到观点：“《贺捷表》淳熙秘阁刻本，字画含混，郁冈本描画失真，予以褚河南笔法摹写无复古意矣。”

第二个时期是从47岁至67岁。这个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从47岁到60周岁的十多年时间里，先生的临作非常少见。未署年代的有临大令《鸭头丸》、怀素《苦笋帖》等。有确实记载的只有1973年正月为济南同道王仲武所临《急就篇》。第二阶段是从先生退休直至67岁前后，花甲之年于金融单位离职休养后，随即摆脱繁杂的工作，在书画艺术理论探讨和技法练习上有了更充分的时间和自由，如他在65岁所临《兰亭序》跋文中说：

余二十岁时，以兰亭为日课，五十以后应酬作书渐多，临池之功荒废久矣。近阅陈白阳诗云：“近窗梳白发，据案写乌丝。”白发而写乌丝，令人仰慕，遂发愿复以兰亭为常课。

这一时期先生临帖由求形神兼备转至略其景象而重其神髓。临书多署年代，如1982年至1986年临二王诸帖，临米芾《彦和国士帖》《复官帖》（图1），临《五凤刻石》（图2）等。65岁所临《兰亭序》和25年前所临的那幅作品相比，从结字到笔画都放松、平和得多，淡化唐摹本重“法”的特点，用笔多含隶和“六朝写经”的笔意，写来轻松自如，有一种朴实无华之美。所临王献之帖中“顿首”两字取《五凤刻石》之随意自然率真，一笔倾泻而下，势不可挡。所临《复官帖》在布局和用笔上都作了调整和变化，原帖中“年”和“芾”最后一笔悬针出锋，斩钉截铁，临作用简书笔意一波三折，耐人寻味，“作”和“冲”左撇笔画适度夸张，更显侧欹险峻。65岁所临王羲之《上虞帖》《王略帖》《乡里人帖》是这个时期临书的代表作品。他对三帖不同的特点也阐述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王略帖》字势圆紧，神气畅足，又极雍容宽缓之致，与《兰亭序》同调，米老重之如此真慧眼也。《乡里人帖》放逸博大，清雅绝尘，格在《司州》《丧乱》诸帖之上。《上虞帖》与《王略帖》近似，近出古摹本墨迹也佳。

先生在保持原作基本面貌的前提下加入了米芾和汉简笔意。用笔矫健，气势开张。《王略帖》中“摧”的提手变原帖的三画为一画，圆转厚重。“羌”左右舒展，活泼灵动。“慰”最后一点，变点为反捺，斩钉截铁，重若千钧。《乡里人帖》在临习中稍微放缓行笔速度，使线条更为厚实，字形结构上强化大小和开合变化，突出书写性和韵律感。沈鹏先生在跋语中说：

启后道兄所临《上虞》《王略》《乡里人》见示，风神具足，气度不凡，又时见米老天真超迈之流韵，所谓书如其人，启后道长风采跃然纸上矣。

第三个时期是在先生68岁以后，这时严格意义上已不是临帖，亦古亦我，化古为我，不仅在用笔结体和章法上做了调整或改变，而且在风格和意境上都有了自己独特理解和更大的发挥，因此不妨看作是探索性的创作。先生80岁所临《黄庭经》（图3）大多用铺毫出锋的隶法，如横画露锋起笔，由细而粗，收笔较重呈顿势，宝盖头、走之旁、竖弯钩多汉简的写法，直追魏晋风范。先生说，学书要“学习美的规律”，要领悟碑帖中体现的独特气质，不然就陷入“写大仿”的困顿。他在临《黄庭经》跋语中说：

昔人云初学黄庭，恰到好处。盖言黄庭之妙在于天真烂漫之美。积学日久转生俗气，艺术之道能得真趣方有超脱俗气之可能，不然则功力愈深俗气越重，诚可悲也。

2002年新春，背临二王前后十家，有王羲之《行穰帖》、献之《鸭头丸帖》、褚遂良《枯树赋》、苏轼《寒食帖》、米芾《蜀素帖》等共计十条屏。因为是背临，少了原帖的束缚，自己兴致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改变原帖手卷和信札的形式，节临原帖数句，均以两行布局，以大幅长条临之，在视觉上更有一种大气恢弘的气势，字形大小，墨色浓淡干湿皆因势利导，任意为之，十幅条屏一气呵成，宛如行云流水，情趣盎然。

一次先生谈论书法时，用“智慧、安静、从容、高尚”勉励书法学习者。这八个字也是他自己人生和艺术生涯的真实写照。他在高中学习时就收集西方早期印象派画册以及《流沙坠简》等资料，在这些简书资料中去粗取精，然后再放大，作为学隶书、真书和草书的指导方向。后在北京辅仁大学求学时多方收集日本影印的书法资料，通过《西晋残纸》体察到《淳化阁帖》的失真走样之处。弱冠之年就有岿然特出、笼盖人群的艺术洞察力，可谓早慧。在追求二王的过程中喜欢上了《米临七帖》，“从此朝夕临摹不可数计”，以至一意偏爱，梦寐以求。唯其“偏”，才能专、深、透和化。先生一生宝爱《米临七帖》，并不在意它的“乱真”，而是创造性临摹的典范。他眼界开阔，取法乎上，以古为师，但不落积习，不囿风靡，个人的才华没有被厚重的传统所消融，他没有重复古人，也绝不重复自己，因此他的临作尤其是创作，每一个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品风貌不尽相同，汲古能出新，反常而合道。在二王书法的传承上，他显然不同于南宋以来匍匐在“帖学”路上只知摹拟而不知变通的所谓“古典”和“正脉”，也有别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上海志在掀起回归二王书风的沈尹默、马公愚、邓散木、白蕉等。他好米学米，但没有“以米为米盖不知米者也”，在谈到学米时曾说：“我学米的目的还是研究王羲之整个体系，不是说把米当成一个最高目标。只是觉得从他这里头能够找到的东西多一些，从别人那里找到的少一些。”他以米为船，以汉简帛书为帆，驶入了“钟张羲献”开辟的艺术港湾，领略了一把“魏晋风度”，并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先生在书作中常常出现那厚重的近似用油画笔“刷”出的左撇，当然，这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笔画是从王献之和米芾的书法中化出的，只不过是到先生这里把它发挥到极致罢了。晚年书画作品落款中如若神来之笔的“启后”是从王羲之《丧乱帖》里“奈何”两字化出来的。

先生强调学习书法要以自学为主，即“自己选择道路，自己选择资料，自己选择先生，而且资料选择上时有改变”。即使古代书法大家也不是照单全收。他说欧字紧结好，宽松不足；褚字宽松有余，紧结不足；虞字含蓄蕴藉，如得道之士，与其性格不合，如果勉强学就会“装模作样”。他在生活上不求显达，不羡“少年同学多肥轻”“懒于时贤论短长”，晋元斋里“我厨鱼肉窗前竹，日日临池弄小虫”。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少人对自己的书作“看不太懂，不好接受”，还是到后来的洛阳纸贵、趋之若鹜，一直是“我自岿然不动”。

图1 临米芾《复官帖》

图2 临《五凤刻石》

图3 临王羲之《黄庭经》(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