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品课堂——简析《大盂鼎》

三品课堂——简析《大盂鼎》

（第一讲）

主讲：王友谊   整理：艾 琳

金文的流变与《大盂鼎》的艺术价值

青铜器作为商代后期到西周晚期重要的“礼器”，在当时上层社会普遍应用。从考古发现看，在河南、陕西、山西、安徽等地出土很多重要的青铜器，为我们研究青铜铭文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礼记·祭统》言：“夫鼎有铭。”郑玄注：“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在已出土的青铜器上多数带有铭文，学者起初称这些铭文为钟鼎文，经过陆续的考古发掘，一些非鼎器的青铜器，如兵器以及日常应用器物上也有文字，因此以钟鼎文来命名这些器物上的文字似乎并不恰当，因此铸造和刻写到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均被称为金文。

金文之美是甲骨文之美的提升。与甲骨文的单一刻画相比，金文的形成要复杂得多：甲骨文的制作过程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或为一次性完成，不书而刻，直接“奏刀上骨”。或分两次完成，先书后刻，故其线条尖利而方折。金文的制作过程相当复杂。宋代赵希鹄在他的《洞天清录集》中对青铜器铭文的制作过程有过细致的描述，从他的记载中可看出，青铜器铭文的铸造最少经过了先泥陶范、合范铸铜、拆范、整形等多个复杂步骤。每一道程序、每一个步骤又都可以成为风格产生的重要因素。而每一道工序的实施过程亦可成为风格不同的影响因素，也因此我们所见的同一时期的铭文具有一定差异性。

殷商时期的金文

殷商时期是甲骨与金文两种书体并存的时代，商早期的青铜器仅有纹饰，到了商代中晚期才出现铭文，而且这一时期的铭文一般都在几个字到几十字之间，这与周时长篇巨制有着鲜明的差异。商晚期铭文内容多为制造者的名字以及祖先名称、器物名、族徽等。作为金文的发端，象形文字普遍应用于商代的青铜铭文之中，而且这些象形文字也是金文从萌生到成熟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从书法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金文古朴浑厚，多有阔笔存在，字间距变化多样而且字体大小不一，整体字势随形变化。通篇铭文大多有行无列，铭文大小自由分布。《四祀邲其卣铭》是商代青铜器字数最多的铭文。其中“王”“十”等字与周代《大盂鼎》铭文字法基本相同。《四祀邲其卣铭》是这一时期金文书法的典型代表作品，铭文中具有晚期象形文字的特点，体现了自由、朴茂的书风。

西周时期的金文

书法风格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原因的。一方面，周人历经辗转磨难，最后战胜强大的商王朝，因而形成了深沉婉曲的品格，但这并没有改变其自卑与拘谨的心理。因而不管是当时的上层统治者，还是金文制范者，都希冀通过附着在青铜器上的金文，来肯定自身的宗法地位，炫耀统治者的协上下、承天体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实力，鼓吹宁静和睦的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周代以农业为本，农业文化孕育出了周人理性与严谨的精神，再加上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广，使得西周建立起了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并成为社会的普遍规范和维护政权稳定与统一的基础。周人也因此逐渐放弃了对简洁自由的艺术形式的追求，转而向字形的规范和美化靠拢。

西周早期的书法尚处于商周两朝的过渡阶段，篆书的风格正在慢慢交汇、融合，商代遗风中那些富有装饰美和规范化的元素被保留、借鉴，笔画、线条、间架、转折之间柔顺圆转与方折圭角并用，细线与小块面参差使用，笔画首尾常有出锋，取势也多变化，布局错落生动，气度大方而粗犷，雍容而古拙，有一种精力充沛的动感，这种风格的形成，或许可以将其视为在西周早期文化传统剧烈变动下，人的内心冲突与动荡的精神状态的曲折反映。

西周早期以成康时期的金文为代表，虽然铭文保留商晚期字形及装饰特点，但是在铭文章法上，逐渐开始摆脱商代晚期的特征而建立自身独特的形式，《大盂鼎》铭文正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大盂鼎》铭文作为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虽已初具圆浑朴茂的金文线质，但在书写上又多有殷商甲骨锲刻遗风，线条起止虽然偶出锋芒，但修饰之感已将这种锋芒逐渐掩盖。直线刚挺劲健，顺其自然；曲线刚柔相济，悠长而连贯，在点画之间平添了一种运动的美感。用笔上以圆笔为主，方圆兼施，尤其是有些字的捺画出以阔笔，凌厉峻落，最具特点，当为隶书雁尾之祖。而在含蓄又朴厚匀称的笔道中，时不时会出现个别较突出的阔笔和尖笔，比如“王”字的末笔加粗而呈腰形，若以平正的写法，显然无法达到如此强烈的装饰效果，这也正是早期金文的重要特征之一。

《大盂鼎》铭文在结字上的最大特点是字形大小渐趋一致，各部分的安排妥帖适应，不事张扬，不求缜密，而自然疏阔、严谨。结体以字的笔画多寡而自然变化：笔画多者，其结体大而不拥挤；笔画少者，任其体小而不使其松散。左右结构与上下结构的字大多结合紧凑，同时又通过笔画的穿插避让，使其顾盼生情，俯仰自得。而无论是点画分布的疏密、向背、正斜、留放，还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迎让、承接、高低、俯仰、错落，都是按照一定的法则精心设计的，没有丝毫的轻率和随意。几乎每一个字都安排得端庄大方，这种清晰的序列感，正意味着周人成熟书风的到来。

再说《大盂鼎》铭文的章法。在此之前，青铜器铭文的章法构成形式多为有行无列式，这种章法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原始或者幼稚的表现。用当代书家的审美观来审视又可能是自然天成，颇有趣味。《大盂鼎》铭文的章法为之一新，有行有列，左右顾盼，纵横有序。使每个字得到相对等量的空间，书写者书范时必须高度注意字形大小及空间、位置的安排，充分运用避就、挪让、疏密、收放等方法来处理章法的统一与和谐。

从历史角度上来看，现在我们研究先秦时期的书法大都是从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及鼎、簋、卣、盘、兵器等的铭文来入手，由于鼎在当时的社会中属于权力的象征，一直为史学家以及书法家所关注。殷周时期周人的种族统治，以及周人对殷人统治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在《大盂鼎》铭文中都有所体现（铭文记载了商灭亡的原因是酗酒，周的兴起是因为控制饮酒，并赞扬西周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要以前面的文王作为榜样和典范，并告诫这盂也要把祖父南公作为自己的楷模和榜样）。《大盂鼎》铭文的文字内容对史学家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社会制度、思想意识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

之所以选择《大盂鼎》铭文，一方面是它沿用商代铭文字法，另一方面是其章法有别于商代和同时期的金文，也为西周中后期的铭文开拓了新的章法范式。《大盂鼎》铭文作为成王、康王时期的代表，一直被书法家们作为临摹范本，它的书法价值需要结合西周整体铭文来谈。众所周知，西周金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武王、成王、康王、昭王阶段，这一时期的铭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公簋铭》《大盂鼎》《庚赢卣》等，从铭文所呈现的状态来看，这一时期的金文一方面延续殷商时期的古朴厚重，另一方面在礼乐文化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端庄稳重、气势磅礴之态。

第二个阶段是穆王到孝王时期，这一时期的铭文代表作有《墙盘》《大克鼎》等。

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作品有宣王和厉王时期的《毛公鼎》和《虢季子白盘》《散氏盘》等。

大盂鼎作为西周早期鼎器，器形大、文字多，其铭文对于研究文字演变过程中字形结构变化提供了有力依据。虽然大盂鼎铸造过程中文字修饰程度较多，但正因如此，我们从中察觉到西周早期审美开始趋向于规整与中和。

正如《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这种秩序感，对于研究西周铭文的发展演变具有特殊价值与意义。这也正是《大盂鼎》铭文对于书法史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将以《大盂鼎》铭文为范本，从笔法、结构、临摹以及篆书学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等方面共同学习。

王友谊在“三品课堂”主讲《大盂鼎》

《大盂鼎》铭文拓片